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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旦大学教授、著名管理教育家、统计学家郑祖康近日逝世，学界为他在65岁这个学者“正当年”的时候离去感到万分遗憾。正是郑祖康教授，这位研究影响生命长度因素的学者，最先把生存分析统计方法引入了国内。

　　把“生存分析”研究带回祖国

　　很少有人知道，郑祖康这位带出许多硕士博士的教授，没念过本科，硕士也没读完，他只有一个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学位。

　　上世纪60年代，“十年浩劫”粉碎了郑祖康的大学梦，他当过轮船上的水手，种过水稻，也种过棉花。难得有空的时候，他就穿梭在街头巷尾的旧书店，悉心寻觅一毛钱一本的《高等数学》、《数学分析》、《概率论》，以及一些理论物理书籍。在中学里，他就迷上了数学。当别人在聊天打牌的时候，他却捧着书，沉浸在数学、物理世界中。

　　1977年，郑祖康被苏步青教授录取为复旦大学数学研究所14名研究生之一。1980年，谷超豪教授推荐他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读博士学位。在美国，他第一次接触了上世纪70年代刚刚起步的“生存分析”研究，一下子就被吸引住了。所谓生存分析，最初是通过统计学的方法研究人的生命长度受到哪些因素影响，这一研究开始主要由制药企业用来研究药物疗效，后来，生命的含义扩展到了企业和所有的经济组织，生存研究由此成为管理学界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

　　经过几年攻读，郑祖康以高质量的博士论文通过答辩，获得了博士学位，当他准备回国时，他的导师、美国著名统计学家黎子良尽力挽留，海外当实业家的姑父也热情相邀，但他都婉言谢绝了。

　　郑祖康1984年回到母校复旦大学时，正值复旦大学运筹统计系恢复没多久。“当时我是郑老师的研究生，每天他都要给研究生、本科生上无穷多的课。”复旦大学统计系教授郑明还记得，当时刚回国的郑祖康在学术上和教学上都充满了激情，“当时我所有科目的课几乎都是郑老师上的。他迫不及待地要把自己的所学传授给学生，几乎每天都泡在办公室和课堂里。”

　　推动东方管理学发展

　　当时的郑祖康，既承担着为国家统计局培养数理统计专业人才的任务，科研上也不断取得新进展，尤其在数理统计专业领域硕果累累。他对生存分析中截断数据统计分析作了多方面的系统研究；对于医学药物、工业产品这样一类重要的检验问题，提出了一种新的非参数检验方法，并从经验效益上确定了这类检验的停止时间等重要参数，大量随机模拟实验证明了他所提出的新方法是有效的。相关论文发表后，引起国际统计学界的极大兴趣，匈、德、加、捷、美、法、比等国的同行纷纷来信索取资料。他在这方面的研究已经跨入了世界的前列。

　　郑祖康去日本一所商学院访问，当时那位日本的院长半开玩笑地问他，您在中国的大学毕业，在美国的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学习和研究的都是西方的管理理念，到日本还有什么可学习的呢？郑祖康对该院长说，不管是日本的还是美国的管理理念，都必须结合中国的国情，我们就是来借鉴日本管理经验的。

　　在日本访问期间，郑祖康深切地感受到，中国和西方国家，甚至其他东方国家的管理理念有很大不同，这也是郑祖康后来大力推动复旦大学东方管理研究中心的初衷。在他的支持和推动下，“东方管理学说”研究历经20余年，独树一帜，已在国内外经济管理学术界具有较高的影响和地位。

　　从未停止对学术的探索

　　郑祖康离开复旦大学管理岗位后，全身心地投入到了学术研究中，直到他去世前，都没有停止对学术的探索。2008年，金融海啸席卷全世界，也影响了中国。当各方对全球金融危机的预测众说纷纭时，郑祖康及时站出来建言：“中国是储蓄性社会，还有近2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政府主导着银行，金融衍生物在中国被严格地控制，还有相对完善的外汇管理制度，大量不流通的国家股份和不发达的金融中介在危机中反而起了稳定作用。解决金融危机，首选增加就业机会，以此拉动需求，发展生产，渡过难关。而解决就业问题，首选发展服务行业。”

　　作为上海市政府的参事室主任，郑祖康对经济发展尤其关注。去年两会期间，他专门提交了一份提案，指出中国目前迫切需要“拉动消费，改善GDP结构”。他提出，GDP的高速持续发展，一定程度上取决于GDP的构成。拉动消费已经成了紧迫的事情，政府应把财政用于最能拉动消费的地方，如此，才能在一定程度上消化投资。这份提案引起了各方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