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近阶段国家出台一系列激励政策，从最新实施的“科技成果使用、处置和收益管理”改革试点，到正在加紧修订的《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都明确传递出一个信号：让科研人员解放思想、放开手脚、拥抱市场。提高成果转化率，高校院所首当其冲，沪上华东理工大学等院校正在率先走出这一步。

　　上海加快向具有全球影响力科技创新中心进军，必须突破“产学研用”结合上的体制机制障碍，着力营造转化环境，真正激发创新活力。华理案例可供借鉴。

　　在近期举行的工博会上，华东理工大学参展14个项目，超过半数成功走出实验室、实现产业化，这个比例与华理50%的科技成果转化率正好匹配。而50%，数倍于国内高校百分之一二十的转化率平均水平。

　　如果说高校实验室的半数成果都变成了科研论文，那么华理实验室的半数成果都被“激励”进入市场。这家素有“产学研”好口碑的大学，如何敢于按市场机制搞活科研体制？

　　专利费半数奖励科研人员

　　我国作为煤炭大国，如何用好清洁煤，让黑煤变绿气？今夏，世界最大的针对水煤浆的气化装置在内蒙古投运，单炉每日处理煤的能力达到3000吨级。这项“多喷嘴、对置式水煤浆气化技术”，正是华东理工和兖矿集团共同研发，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煤气化技术。

　　正巧，这套技术10年前也参加了工博会，获中国高校展区优秀展品特等奖。当年内，首套示范装置就成功运行，现推广应用到国内外35家企业，在建和运行气化炉超过百台，相关总投资高达800亿元。

　　其中，华理与北美最大炼油商——美国Valero 能源公司签订技术许可合同，首次实现中国大型化工成套技术向发达国家出口。资源与环境工程学院副院长王辅臣教授透露，这项专利实施的许可费超过1亿元，成为中国高校迄今获得的最高海外专利实施许可费用。目前，华东理工与荷兰壳牌、美国GE共同组成国际煤气化技术供应商的第一集团，在全球前30位大型煤化工项目中，有3个项目都选择了这项技术。

　　从中国高校走出去的技术成果，如何与国际能源巨头共舞？这桩经典案例背后，少不了科研激励举措。根据华理科技管理政策，学校并不直接资助专利申请，但专利实施许可经费可提取50%的酬金用于奖励科研人员，40%的发展基金用于项目团队发展。

　　华理洁净煤研究所是一支年轻科研团队，全所将提取出的专利实施许可经费进行二次分配，尽量照顾青年教师经济压力较大等需求。同时，所内也提供较完善的科研环境，“只要是科研需要，即使是上百万元的仪器，也会帮着购买”。

　　“说到底，科技成果转化率高，与学校科技管理政策能够落地密不可分。”项目组成员周志杰老师说。　

　　给高校也配个“市场部”

　　“科研人员毕竟是科研人员，懂技术不懂市场。”周志杰同时表示。如果将高校与企业的部门功能类比，科研人员自然属于研发部，将他们完全“激”到市场中，可能适得其反。因此，给高校配个“市场部”很有必要。

　　华东理工大学曾在全国高校中率先成立了高新技术成果转化中心，后又成为全国首批6家国家技术转移中心之一。煤气化技术项目的巨大成功就与这个“幕后推手”有关，中心重点组织策划这个项目参加工博会，此后赶赴江苏、山东、浙江、宁夏乃至海外等地，对相关企业进行专利实施，与国外大公司同台竞标夺标，一步步打开产业化推广之门。

　　国家技术转移中心“对外”是激励实验室将成果推向市场，“对内”也有一个激励内生动力的良性机制。目前，华理国家技术转移中心共有学校编制10人，外聘兼职10余人，下设工程设计研究院、安全评价中心、环境评价中心、专利事务所等4个具有专业资质和服务能力的实体化机构。其实，早在几年前，工程设计研究院就已完成股份制改制，设立了华理工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引入了企业编制的新活力。利用大型模型中心、分析测试、安评环评、超级计算等设施设备，对从实验室走出来的科研成果，进一步进行工程化设计和研究，尽可能铺平通往市场之路。研究院有限公司现已具备化工类工程设计甲级资质、工程咨询甲级资格等一系列相应资质，仅近两年就与学校教授共同完成工程技术项目开发近10项。

　　以往，科技成果被视为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使用、处置一直按照现行事业单位国资管理制度执行。而在科研体制机制改革背景下，科技成果如何论处已完全放权，不论作价投资或向外转化，相关收益都不必向上审批，完全归单位所有，自主使用和处置。对于华理这样事业性质的科研单位，这项激励新政为其从事开放式、包容式创新创造了条件。

　　“中试”引入理事会公司制

　　科研成果转化，其中关键一环是中试环节。研究表明，成果经过中试，产业化成功率可达80%；而未经中试的成果只有30%能被转化。完成中试后，成果的技术成熟度可达8级以上，有资金实力的企业就能直接投入生产。

　　华理化学工程特色也在向生物工程特色转身，他们在奉贤校区所在区找到了这片“区校合作”科研特区，甘当其中的“中试英雄”。去年起，奉贤区人民政府和华理共建“上海生物制造产业技术研究院”。生研院在奉贤区生物科技园科技创业大楼内获得了3000平方米场地，目前已完成投资3000万元。以生研院为实体，上海生物制造产业协同创新中心得以建立，复旦大学、中科院上海分院、上药集团、中信国健、海正药业等均参与其中。

　　复旦生物实验室最新发现，人源的溶菌酶比从鸡蛋清中提取的溶菌酶性能高出10倍以上，而且相对稳定。把这么好的研究成果应用于工业化量产，将造福食品安全、生态饲料、药物制备等领域。可奇怪的是，实验室里的溶菌酶到了工厂并不“听话”，活力与性能就是发挥不出。三方协同中试——复旦提供高性能菌株，华理郭美锦教授配以生物过程优化与放大的产业化技术，企业负责投资生产，问题就此解决，填补了国内溶菌酶产业化空白。今夏投入运行后短短2个月，中心就为5家企业完成了中试生产基础实验。

　　生研院实行理事会领导，理事会由高校、科研院所、企业与政府部门人员组成。副院长庄英萍介绍，院内经济相对独立，其专项经费、获得的横向课题以及管理费等，在华理单独立项，按独立账号管理。急需的高端人才，也可自行招聘、优先引进。并根据项目需求，按照“3+5+X”模式组建科研团队——“3”为按传统人才体制聘用的人员，“5”指按生研院新机制聘用的人员，“X”指引入社会资本按公司模式运作时聘用的人员。如此一来，生研院“体制外”的人才激励机制有了用武之地，各方科研资源被重整盘活，高校院所与市场化并未显现根本矛盾。